颜色釉是景德镇传统艺术中最具知名度和最富表现力的艺术材料之一，它那“绿如春水初生日，红似朝霞欲上时”的特质深受人们喜爱，但由于颜色釉在一千多度的高温烧成中会出现种种难以控制的变化，且成品率极低，所以在以往的历史中只被用作单色釉装饰，极少有人将它作为绘画原料进行创作。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烧成制度的改进和窑炉设备的科学化，将颜色釉用于绘画创作的尝试才逐渐多了起来。不过时至今日，虽然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但由于难度大、成本高、工艺复杂的特点，以颜色釉进行创作且成果丰硕者依然较少，方卫国能取得今天的这些成就实非易事，这同他不倦的努力和极大的热情密不可分。

　　方卫国另一类为人们称道的是彩绘仕女系列。在这些作品中，无论是青花人物或是新彩、粉彩形象，作者更看重线条及笔墨韵味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在充分吸取传统人物画重视神韵、重视笔墨情趣的基础之上融入了现代构成艺术的特点，形象的生成、笔墨的流动更显生动和自如，从而克服了景德镇自珠山八友以来所形成的拘谨、僵硬、呆板缺乏韵味的传统画风，灵活而“随心所欲不逾矩”地塑造每一个具体形象，真实再现了对象的身份和性格特征。方先生笔下的众多女性形象中，既有狡黠烂漫的少女，也有丰艳靓丽的少妇。由于对女性性情心理刻画得细腻入微，塑造极显真实，如《虢国夫人》中贵妇名媛“名花倾国两相欢”的华贵典雅，《芙蓉》中怨妇“梨花一枝春带雨”的孤寂和落寞，《荷姿》中凡尘女子“妍歌艳舞，莺惭巧舌，柳妒纤腰”的妖娆风姿，《早春》中女孩夸张的惊悸，《仲夏》的任性与自我⋯.无不惟妙惟肖，丝丝入扣，一颦一笑尽显娇媚与可爱。

　　川端康成说过，人类理想化的品质只有在女子身上有所流露，男人的纯洁则只限于儿童和老人。女人从纯情烂漫到聪明敏锐再到娴熟温良，她们纤细的感情、曲折的心理、甚至寂寞的忧伤和不幸的命运，都那样的纯粹真切，甚至弥散着“神性的光辉”。因此，女性的纯真、善良、细腻更多地承载了人们对美与善的想象和追寻，成为平衡这个世界暴力、不公和黑暗的有效力量。所以，我们也不难想象，为什么古希腊的雕塑胜利女神、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都选择了一位平凡女性作为历史转折期的歌颂对象，作为困厄时期光明和希望的象征，究其原因无非是她们的性情品质更多地承载了人们对美好未来的期盼和向往。

　　为了真实再现人物的性情特征，方卫国曾对传统艺术进行深入研究，从唐代仕女、宋元壁画、明清人物中吸取营养，尤其在对近百年西画艺术民族化、国画艺术现代化的关照中，寻求“中西合璧”(林风眠语)的最佳契合点。方卫国对传统的汲取不仅是技术层次的中国笔墨和图式的借用，更看重的是传统文化精神的再现，着重于东方审美境界的追求。同时，作品中素描结构和空间层次的合理运用，让他的画面更多了一份厚重和真实，这种中西互融的特征正是百年来艺术精英们追寻的理想。自康有为1917年痛陈“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如仍守旧不变，则中国画学应遂灭绝”之后，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诸如蔡元培、林风眠、高剑父、鲁迅、徐悲鸿等人纷纷疾呼国画改良，提倡将西方的写实主义融入山水画、文人画，以科学的精神进行艺术创作，希望一扫文人画纤弱颓废之气。经过近百年间筚路蓝缕的发展，传统士大夫推崇的遁世消极的隐逸精神已经被真切鲜活的现实生活所取代，艺术生态有着巨大改变，过去的三十年尤为如此，中国文化与世界的交流更为密切和从容，中国艺术在走向世界和未来的道路上，主体和风格都与以往有了很大不同，传统艺术的现代性构建、个性化图式追求成为此期艺术家努力的方向和目标，这种努力将中国艺术带入一个更为丰富与繁荣的境地。

　　在方卫国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现代艺术家这种永不满足的进取精神和探索意识，他们真诚而执著的艺术追求，在不断实现自我风格超越的同时，也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个国家的文明进程，他们留给后人的不仅仅是艺术语言的更新，更多的是时代精神的记忆。